1939年春初，冀中的河渠尚未完全解冻，河畔尚留有残雪未融，而120师师部却在一夜之间迅速完成了整编的命令。贺龙将军将独立第四支队提升为独立第一旅，名单一经公布，会议室中顿时响起了一阵低声的议论——新任旅长名为高士一。

喧闹声此起彼伏，一位战士忍不住低声嘀咕：“出身地主，怎的能坐上这个首位？”这话一出口，便触及了敏感之处。对众多出身贫寒的战士而言，“地主”二字犹如一把尖锐的刺，将往昔的债务、重税和人情债一并勾起，心头涌起阵阵苦楚。

“在这家干活，不仅能吃饱饭，还能学到手艺。”

“若是思想依旧僵化，如何能与时代的进步抗衡？”

随着“九一八”事变的发生，举国上下陷入舆论的狂潮。高士一购置了一台西洋收音机，日复一日地聆听广播。“不抵抗？唯有亡国奴才堪当此称！”他曾在自家院落中拍案而起，怒吼出这番话。当儿子高万德因参与学潮被开除时，他没有责备，反而拍着儿子的肩膀鼓励道：“行事得当，即便犯错也无可厚非。”

卢沟桥的枪声划破宁静，高万德迅速创办了《群声报》，并召集了百余名青壮年加入。面对粮饷的短缺，他毫不犹豫地扛起口袋，直接回家向父亲求助。高士一表面上装作不知情，转身却吩咐账房：“该发放的，就尽管发放。”然而，真正将他推向枪口前的，却是娘娘宫的惨案。日军对无辜百姓进行了报复性的屠杀，四十八个村庄被付之一炬。大清河畔的尸横遍野，火光冲天，这一切让高士一彻底摒弃了“中间路线”的幻想。

1937年的秋季，他寻觅至游击师高顺成所在之处。帐篷内，火光跳跃，噼啪作响。高士一拱手而立，语气坚定地说：“无论是地主还是绅士，只要能拿起武器与倭寇战斗，我都愿意为他们提供一席之地。”这段简短的对话，却激起了在场众人的热情。到了冬季，他带领三百勇士，对日军装甲车发起伏击，炸毁桥梁，侧翼射击，冲锋陷阵，一连串动作行云流水。自卫军第五路随后迅速壮大，人数扩充至三千之众。

随着战功的累积，仇恨愈发深重。日军捕捉到他的两个侄子，送来一封恐吓信：“若不投降，将满门抄斩。”高士毅然将信撕得粉碎：“无论是家财还是人命，都将成为你们纵火的契机。”随即，他变卖了所有地产，带领族人迁移至游击区。对冀中的贫苦群众而言，这是他们首次目睹——一个地主将地契付之一炬，视作废纸。

在过去的两年间，高士部几乎每月都陷入战事。河间齐会、南留路村、望都、蠡县等地，每战必胜，一次战斗往往能击溃敌军数十乃至上百人。